《一代人》既是生動形象的詩歌，又是易于背誦的哲理名言，它與北島的《回答》一起，代表了一代人“我不相信”與“在黑夜中尋找光明”的思想氣質，同時也是“朦朧詩”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至今仍然是各種新時期詩歌選本的必選作品。

這首詩，以對“文革”殘酷性的委婉揭露和對個人愿望的無畏袒露而獲得極強的藝術張力。詩歌中，“黑夜”與“光明”首尾相連，相互聯系又相互對應，形成了強烈的反差，由此反襯出“我”這一代人對“光明”迫切的渴求之心。而在黑夜里“尋找光明”的“黑色的眼睛”，總讓我想起冷冰川的版畫，這畫面，有一種刀鐫般的深刻。從此，“黑眼睛”這個意象進入了讀者視野，并成為顧城的個人形象標志，198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顧城詩集，書名干脆就叫“黑眼睛”。

也是在1979年，顧城讀到了北島、芒克等人創辦于1978年12月底的《今天》雜志，驚訝萬分，在此之前，他以為這個世界上除了自己，沒有人會寫這樣的詩。在姐姐顧鄉的帶領下，顧城在《今天》編輯部認識了北島、芒克等“今天派”詩人，并以“古城”為筆名在《今天》上發表作品。后來，他們一起被命名為“朦朧詩人”。當然，包括北島在內的很多詩人并不認同這樣的命名。

現在，有人認為，顧城是在《今天》發表作品后才受到關注的，這與事實不符。因為顧城在《今天》上發表作品已經是1980年4月，而早在1979年年初，顧城便已嶄露頭角。1979年3月，北京西城區文化館創辦的《蒲公英》報第三期，在頭版以半個版的篇幅發表顧城的油印詩集《無名的小花》中的詩作，排列在最前面的就是那首在水邊沙地上寫的《生命幻想曲》。因為顧城的詩，首印5萬份的《蒲公英》很快銷售一空。那一天，顧城買了一百份報紙，興奮地沿街狂奔。

由于反響熱烈，《蒲公英》開始分期選載《無名的小花》中的其他詩作，被稱為“國刊”的《詩刊》也向顧城伸出橄欖枝，于當年10月發表他的《歌樂山詩組》。

1979年3月中旬，右派平反之后被安排在安徽省文聯工作的著名詩人公劉讀到顧城發表于《蒲公英》上的詩歌，認為是新生事物，值得重視，激動之下，提筆寫了《新的課題——從顧城同志的幾首詩談起》一文。公劉在文章中熱情地肯定了顧城的作品的優點，認為，人們應該有承認年青的一代探索的勇氣，也要有指出他們的不足的勇氣，要關注他們的創作，不能讓他們自生自滅。公劉的文章完成后，在“地下”廣為流傳，幾經波折，才發表在當年10月出版的《星星》復刊號上，隨后被1980年《文藝報》一月號轉載，并加了編者按。4個月后，謝冕在《光明日報》發表《在新的崛起面前》，由此掀起了全國范圍內的“朦朧詩大討論”。

此時的顧城已聲名鵲起，受到了更大范圍的關注。1980年7、8月份，《詩刊》在北京和北戴河組織了首屆“青年詩作者創作學習會”，在全國范圍內選拔了顧城、梁小斌、張學夢、葉延濱、舒婷、江河、楊牧、徐敬亞、王小妮等17個青年詩人參加。“學習會”結束后，《詩刊》10月號以“青春詩會”為名推出專號，此后，一年一度的“青春詩會”成為中國詩壇最具影響力的活動品牌，被譽為“詩壇黃埔”。

這一屆“青春詩會”歷時1個多月，其時間長度和隆重程度堪稱空前絕后，艾青、臧克家、田間、賀敬之、蔡其矯、李瑛、馮牧、黃永玉、高莽、袁可嘉等當時在詩歌界最有名望的詩人和理論家分別給青年詩人授課。很多與會詩人的命運因“青春詩會”而改變。據時任《詩刊》編輯的王燕生介紹，“青春詩會”后不久，舒婷就從工廠調到了作協，之后就被提為作協副主席；張學夢也從工廠調到了市文聯工作，第二年就當了省作協副主席；葉延濱從北京廣播學院畢業就到了《星星》詩刊，后來一直干到副主編、主編，《詩刊》副主編、主編。

那次詩會，顧城是男詩人中年紀最小的一個，他對詩歌的熱愛和對朋友的真誠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據《中國，我的鑰匙丟了》的作者、詩人梁小斌回憶，當時的顧城個子不高，笑吟吟的，十分和善。第一次見面時，顧城背著書包，里面全是詩稿，風一吹，稿子滿院子亂飛。而徐敬亞至今仍清楚地記得，詩會結束前，顧城專門裝了一書包的梨送給在場的每個人，以示分離。顧城的父母還專門在全聚德烤鴨店請邵燕祥、王燕生、舒婷等10多個編輯和詩人吃了一頓飯。

由于當時比較興奮，也沒見過什么大場面，顧城在發言時有些口無遮攔，他對中國人見面就問“吃飯了嗎”的習慣十分不解，說，怎么就沒人問“你快樂不快樂”呢？第二天早上，有人一見到顧城，就問：“你憂郁嗎？”

這只能算小插曲。在那次詩會上，顧城的另一段發言差一點闖了大禍。

顧城談起了現實與大自然之于詩歌創作的關系，認為政治口號只是一陣風，大自然要長久得多。并舉了一個例子：以云朵的角度看大地，國徽跟瓢蟲身上的花紋沒什么兩樣，甚至還沒瓢蟲好看。話一出口，好幾個老詩人當場拂袖而去，唯一留下來的柯巖很嚴肅地說：“你要是我兒子，我現在就給你兩耳光，你知道國徽上有多少先烈的鮮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