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誠然，就歷史評論家一般接受的標準，或人們歸之于歷史學家所應該承擔的責任來看，麥考萊的《英國史》并非無可挑剔，甚至是問題多多的。例如，他對戰爭場景的描寫就不真實全面，他的作品無法與同時代法國的偉大歷史學家相比，他竟然忽略了一些基本的史實，沒有寫明參與戰爭的雙方情況。還有更為嚴厲的批評，關于那場歐洲各國聯合起來所取得的對于路易十四的勝利，認為他片面地拔高了英國一方的作用，而嚴重低估了歐洲大陸對這場勝利的貢獻。

若以這樣的眼光來看待麥考萊的《英國史》，可以不費力氣地列舉出若干不

足或瑕疵。首先，麥考萊的視野遠非一個稱職的歷史學教授那么全面和縝密。英國的興衰與海洋有著密切的聯系，但麥考萊在指控威廉·潘恩、拉弗豪斯的格雷厄姆以及托林頓勛爵時，未免頗不公平。看上去《英國史》書中確實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疏忽：對于美洲和殖民地的貿易只字未提，也沒有提及《航海法》，1660年王政復辟到那個世紀末，海外貿易的急劇增長也沒有涉及。此外，保護農業的措施遭到忽略，1662年重要的《定居法》竟也沒有提及。據此，有論者認為麥考萊缺乏某種客觀的歷史意識，沒有展示英國史在他著意描寫的那個時期的客觀原貌。

其實，在麥考萊那個時代，沒有什么專業的歷史學。博雅史家除了滿足自己和公眾的好奇心以外，沒有其他義務。他要具備掌握全景的潮流的模擬能力和健全常識，其他方面只需要業余愛好者的觀察力。講究技術的史學和現代學術的所有規范一樣，是由19世紀晚期的德國人發明的，蘭克以前沒有這樣的東西。博雅史學與高質量的歷史小說，例如《戰爭與和平》的某些章節共同點甚多，跟現在所謂專業史學反而共同點甚少。當然，現在的專業史學除了同行的作者兼讀者以外，沒有任何讀者，也不指望任何讀者。他們越來越傾向于緊跟極小范圍的史料，避免做出任何概括性的解釋。因此，公眾的歷史觀主要依靠報刊影視和劣質歷史小說，比起19世紀的黃金時代反而倒退了。

其次，《英國史》所體現出來的麥考萊的性情和偏好，也有損于他對于歷史的敘事。《英國史》的主旨在于描繪那個時代的英國精神，但頗為吊詭的是，麥考萊對哲學與政治思想不感興趣或者說不甚了解，更不用說神學了。雖然他曾付出大量的精力了解17世紀英國的羅馬天主教徒面臨的問題，但他從未試著去了解天主教徒的內心想法。或許，約翰·洛克是輝格黨內最偉大的政治哲學家，在麥考萊選定的時代，正是洛克生涯當中最關鍵的時期；但即便如此，對于洛克的政治思想和理論，麥考萊也只字未提。至于輝格黨與托利黨的演變史尤其是它們之間的政治思想斗爭之深層蘊含，麥考萊也沒有給予格外的關注。麥考萊屬于會講故事的人，這種能力在現在的專業歷史學家身上幾乎失傳了。他非常

感性地了解權力斗爭前線戰壕內的想法。也就是說：他根本不信，這些人會為了形而上的理由活動。他更相信：這些人像職業外交官、棋手或間諜一樣，迷戀游戲本身和手段的成敗，極少尊重他們理論上的委托人，更不用說后世某些學者臆想的社會屬性或思想派別。思想家在他的故事中沒有一席之地，也有論者認為這恰恰是因為他太了解這些思想家的思想了。

就思想的豐富性來看，麥考萊的視野或許是相當狹隘的，比方威廉三世乃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只因他擁護輝格黨人在英國的事業。但實際上，威廉之所以來到英國，是因為只有這樣做，他才能扭轉在歐洲大陸對抗路易十四的不利局面。麥考萊自始至終都在低估歐洲大陸盟友在戰勝路易十四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有人批評說：“為了凸顯一個偉人（威廉三世），歐洲的其他人都必須成為侏儒。”當然，麥考萊倒也未必是真的歧視歐洲人，說他狹隘也不是很公允，畢竟英國人只是在一戰結束之后才開始真正體會歐洲人；麥考萊的東西實質上是給帝國范圍的讀者講故事，歐洲人并非他預設的聽眾。

還有，麥考萊作為一位詩人，固然他的瑰麗文采使得《英國史》熠熠生輝，但過于夸張雕琢的排比鋪陳和漫不經心的對比襯托，以及滔滔不絕的雄辯，也減弱了這部著作的可信度。難怪有人批評說他的語言風格不適合歷史研究，為了吸引讀者，使作品引人入勝，他通常會擴大事態，讓矛盾更加復雜，而歷史學家的任務不是去制造問題，而是去解釋矛盾，應對問題，這就需要慎密的判斷力。但可以看出，“麥考萊先生對形勢的判斷十分精確，但對個人的判斷卻很欠火候。”固然，麥考萊的判斷力也有很強的方面，但屬于羅馬式實際政治家的類型，不屬于法國政論家或德國形而上學家的類型。他像塔西陀一樣，不把公務和著作分開，他的知人論事與抽象分析是兩碼事。

如上所言，麥考萊的《英國史》盡管在敘事方法以及傾向性上具有種種缺陷，但不可否認的是，這部作品仍不失為一部敘事風格堪稱偉大的歷史學著作。麥考萊把歷史與文學冶于一爐，將敘述與刻畫融于一體，描繪了一幅他那個時代英國社會的畫卷，講述了各種政治力量的制衡，社會各個階級的社會和經濟

狀況，形形色色人物之間的沖突。他取得的成功如此輝煌，任何想研究這段歷史的人，都不能不從閱讀他的《英國史》開始，不能不一直受到麥考萊的影響。不管麥考萊描繪的歷史畫卷是對是錯，都在大眾心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可以說，麥考萊的《英國史》最持久的價值在于，它清晰地闡述了它所描寫的那段歷史，使讀者由此一窺19世紀中期英國在英雄壯年之際的心理、性情和品行。

鑒于此，著名史家阿克頓勛爵毫不猶豫地把麥考萊說成是“從古到今最偉大的歷史家”；在致瑪麗·格萊斯頓的信中他說：“請記住，這些隨筆實際上都是華而不實的膚淺之論……他對17世紀之前的歷史一無所知，他對于外交史、宗教、哲學、藝術和科學一竅不通……我相信，他是一個非常不公平的人。因此，閱讀他的著作就是要去探尋，為什么那些最不近人情的歷史評論家們都認為他是英國最偉大的作家之一。”為什么呢？我覺得偉大的德國歷史學家蘭克有一個著名的評論值得重視，他直言不諱地指出，麥考萊的《英國史》在塑造英國的歷史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他認為此書決定了輝格黨觀點的最終勝利，并永久地改變了英國此后的政治進程。

蘭克此論一語中的，從歐洲乃至世界歷史的角度審視，關于英國光榮革命的輝格史觀，雖然在麥考萊之前也有論述，但恰是麥考萊的《英國史》起到了扛鼎之功。經過麥考萊的一番發黃弘揚，輝格黨的英國史觀才蔚然成為英國歷史敘事的正統，并經歷數百年而不衰，繼爾影響到整個世界的歷史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