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考萊和他的《英國史》

高全喜

英國19世紀史家麥考萊所著《英國史》，是西方浩繁史著當中至為輝煌的作品之一。該書所述英國史事始于詹姆斯二世時期，恰好上承大衛·休謨的著名史著；而從文筆上論，麥考萊也繼承了休謨與吉本的史學傳統，連同托馬斯·卡萊爾等人一起，使得19世紀的英國史學臻于高峰。國內出版界繼翻譯出版休謨的六卷《英國史》之后，又計劃出版麥考萊的這部杰作，這是學界與出版界共同矚目的一件大事。

一

托馬斯·巴賓頓·麥考萊于1800年10月25日出生于英國萊斯特郡。18歲時，他入讀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并在1824年10月當選為學院理事。他的第一篇文章《論彌爾頓》于1825年8月發表在《愛丁堡評論》上，從那時候起，他擔任《愛丁堡評論》的固定撰稿人長達數年之久，也確立了他華麗浮夸、光彩照人的文風。他的一系列文章引起了托利黨人、上院大法官林德赫斯特勛爵的注意；雖然他們的政治觀點不同，林德赫斯特還是于1828年任命麥考萊為破產委員會的特派員。1829年，蘭斯頓勛爵甚至在沒有要求任何參選條件的情況下，就推選他

進入議會。1830年8月5日，麥考萊在議會發表了第一次演講；1832年擔任主管東印度公司事務的管理委員會大臣。1833年，為修改公司章程，他和委員會的主席一起在下院積極奔走。不久，他即擔任印度最高理事會的高級官員。按照新修訂的法案，他可以享受高達1萬英鎊的年薪，1834年，他前往印度。于是僅僅在34歲的時候，他就已經名利雙收。

在印度最高理事會任職5年之后，麥考萊于1838年返回英國，并于1839年3月開始著手撰寫《英國史》。在擔任印度最高理事會高級官員時，他即著述甚豐。在文章中他認為，印度的教育體系應該為英國服務，而不是致力于傳播東方文化。較之他在《英國史》中的觀點，這一觀點對英國和亞洲的命運無疑產生了更大的影響——但真正讓他聲譽鵲起的，還是他的偉大著作《英國史》。

1839年9月，墨爾本勛爵主持政府事務。作為墨爾本的擁躉，麥考萊再次進入議會，并入主內閣擔任陸軍大臣。1841年政府垮臺時，他徒勞地為政府積極奔走，遂重新開始《英國史》的著述。1846年約翰·拉塞爾勛爵主政期間，他重新擔任公職，但在1847年愛丁堡普選中敗北。1852年，麥考萊第三次進入議會，此后拒絕了內閣的邀請，并在下院發表了告別演說。從1847年到1859年去世，他的主要精力全部傾注在《英國史》的寫作上。本書的前兩卷發表于1849年，三四卷也在1855年面世；在他去世后的1861年，他的妹妹屈維廉夫人（也就是著名史家、《美國革命史》作者屈維廉的母親）聯系出版社，使第五卷遺稿得以出版。

了解麥考萊的生平，頗有助于我們理解他寫作本書的思想與方法。麥考萊生在一個新興的中產階級家庭，其家族主營貿易和銀行業務。在整個18世紀，他們的財富和影響力與日俱增；隨著1832年《改革法案》的出臺，他們又成為政治權力的擁有者。這個家族的命運，主要依賴于英國的商業發展，只要特許權的授予相對受限，貿易和制造業的大規模擴張就會保證他們的既得利益。

在英國貴族看來，1832年的《改革法案》意味著他們對權力的壟斷徹底結束；而對鄉紳們來說，《谷物法》的廢除表明他們將陷入貧窮的深淵。至于英國國教

的牧師，則在他們眼中，來自唯物主義、不信奉國教派、天主教復興運動以及達爾文主義的挑戰，意味著大規模的恐慌，意味著他們在文化上的影響力日益式微。實際上，貴族和鄉紳在政治上還保有足夠的影響力，能夠保證托利黨和輝格黨的輪流統治；但這個國家的社會風氣和心理氛圍都傾向于輝格黨。人們普遍認為，只有進一步廢除君主和貴族的特權，才能給整個社會帶來進步的福音。

在這方面，麥考萊與同時代、同階級的大多數人一樣，認為通過光榮革命，對天主教和專制主義的最終勝利拉開了新時代的序幕，隨著《改革法案》和《谷物法》的廢除，政治領域的進步達到巔峰，而物質領域取得的進步則在1851年的博覽會上展現無遺。這是一個高歌猛進的時代：對麥考萊而言，輝格黨順應上帝的意愿，給英國帶來前所未有的進步和成就，這乃是一目了然的事情。證明這個觀點，尤其是證明在他那個時代里英國獨一無二的偉大，這就是他那部著名《英國史》最為明確的目的所在。他有著超乎尋常的野心，竭盡全力去美化和維護一個政黨、一種信條和一個時代，在這個他生活的時代，在他自己以及同時代的中產階級的眼中，他已經取得引人矚目的成功。他希望讀者能夠在這部書中獲得愉悅，而不是接受某種指導；我們看看一個當時的評論家發表的文章，就充分表明了《英國史》給讀者帶來的愉悅：

“麥考萊的文體之巧妙獨一無二，在他的著述中，周遭總是籠罩著一層光環，讓遠觀者目眩神迷，讓身邊的人們驚嘆不已。毋庸置疑，這種風格通常會招致批評：為了證明一個簡單的命題，他時常會苛刻地要求句子的和諧，追求不必要的對偶；從藝術原則的角度出發，有時文風過于復雜，有時句子又顯得太過雷同。盡管如此，盡管許多人對類似的問題提出嚴厲的批評，但這部書魅力依舊。這部書讓我們越來越愛不釋手；在閱讀當中，讀者的眼中會逐漸露出狂喜。不管我們是否愿意，我們都在跟隨著他的腳步前行，他的文風輕捷，迎合讀者的需要。即便是平淡無奇的話題，他栩栩如生的描述也能讓其大放異彩；他的觀點就如近在眼前或遠在天邊的花朵，你之前從未注意、察覺或回憶起它們的存在……

“這是我們認為獨一無二的成就。那些讀過前兩卷的人，怎能忘掉其中的內

容？怎樣把其中重要的、激動人心的場景丟到腦后？毫無疑問，如果這部書在讀者腦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就是敘事文體至高無上的勝利。這些場景鮮活地展現在我們面前，而不僅僅存在于文字中。我們不必像之前在學校里記憶凱撒生平那樣，通過記住這段或那段歷史記錄在書中的頁碼來回憶這些場景。通過麥考萊先生對人物、時間、行為的描寫，我們為自己繪制了一幅真實生動的畫面；當我們合上書本，一幅宏大壯觀的場景在我們面前一一閃過。”

這的確是麥考萊最希望做到的事情。還是在他的作品初版的七年前，他在1841年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就提及他所涉及到的歷史時期；那時，他的英國史構思就傾向于選擇從1688年到喬治三世統治結束這段歷史時期：“可以用來生動描述的材料很多，我要寫出一部作品，它在短短幾天時間內，就能取代年輕貴婦們口中最近流行的小說。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我是不會滿足的！”麥考萊果然是做到了，他的《英國史》作為一部最具影響力的歷史巨著，不但在敘事風格，而且在思想結構方面，都獨具匠心，以其戲劇性的寫作手法和汪洋恣肆的雄辯力，鍛造了史學記錄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的飛躍，讓后來的文學家和歷史學家們望塵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