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檢察長認定，此類出版行為有悖公眾利益。我受命通知您，如果《星期日泰晤士報》再次刊載日記內相似的細節，針對泰晤士報有限公司的禁令訴訟程序將不再另行通知。

輪到我退一步了。我的目標是按照時間順序做九次選載。日記最吸引人的部分是對1966年7月金融危機的描寫，在此之前還有四次選載要做。杭特否決了第五次選載中的六段內容。我刪除了其中四段，修改了兩段。

再接下來的一周，我放慢了腳步。在3月10日，我們實現了既定目標。我們最后公布的內容有近10萬字。我原想如此一來，未刪節版的日記就能完整出版。誰知該書剛準備推出，就收到了總檢察長的法庭禁令。他曾放過我們一馬，現在則決意阻止出版商和遺囑執行人。即便要面臨高昂的訴訟費用，出版商和遺囑執行人也決定起來抗爭。我當然不能坐視盟友的孤軍奮戰。于是，我設法進入了法庭。

接下來的一周里，我一直在瀏覽未公開的日記材料，內閣辦公室對這些內容一無所知。另外，利用先前的長時間準備，我們比較了威爾遜首相和克羅斯曼對同一事件的描寫。雨果·楊和約翰·巴里則以養老金和種族決議為案例，采訪了其他內閣大臣。在某些方面，大臣們的回憶與威爾遜和克羅斯曼的記述均有出入。日記出版的必要性不言而喻。

我宣布還會有更多案例分析。這時，我確信總檢察長會有所行動。受訪的大臣成為我們挑戰杭特的限制的砝碼。

我的殺傷性武器就是我精心準備的一版報道，上面在偌大的空白處輕描淡寫地寫道：“鑒于昨夜高院法官批準了總檢察長的禁令申請，克羅斯曼日記的選載到此結束。”

這一次，沒有了財政部法務官的午夜來電。但是，圖書出版兩天之后，我們的律師安東尼·惠特克告知我們：“他們試圖取得一個永久禁令來阻止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