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離開這兒，伊恩。我大概三十分鐘后去吃飯。告訴你媽媽，好嗎？”我說。

電臺中傳出了埃拉的一首歌曲——《只是其中之一》。伴隨著歌聲，我也開始用松節油清洗我的畫筆，并給油畫蓋上防護罩。

無數問題開始涌入我的腦海。我如何說服這六名無辜的、未接受過隱秘行動訓練的美國外交官，讓他們相信，他們能夠成功逃出伊朗？我需要編造一個什么樣的故事，足以讓幾個“外國人”有理由在這種時候來到伊朗？我雖然組織過數十次的撤離行動，但這一次可以說是我所遇到的最具挑戰的任務之一。

我關掉了收音機和電燈，靜靜地站在黑暗中，窗外一片漆黑，只有暖房里的枝形吊燈散發出朦朧的光。我思忖道，諜報行動是治理國家的一個工具，對于適當的、專業的諜報行動，國際上是有一套交涉規則的；但就目前伊朗的革命政府而言，唯一的規則就是沒有任何規則。

第一章 革命的伊朗

1979年11月4日，對于前去大使館上班的美國人來說，這天的清晨與往常一樣。大使館臨時代辦布魯斯·蘭根召集各部門負責人開了一場晨會，之后和維克·湯姆塞斯以及邁克·豪蘭趕往伊朗外交部，前去討論美國駐伊朗軍事人員的外交豁免權問題。

上午十點鐘剛過，無線電網絡傳出呼叫聲：“注意！注意！所有海軍陸戰隊員，一號位集合。”發出呼叫的是大使館的安保主管阿爾·戈拉辛斯基。這一刻，大量“激進學生”沖破大門，涌入美國大使館。大使館的新聞處就位于正門附近的停車場一側。有人切斷了門上的環形錨鏈，大批游行示威者蜂擁而入，其中大多數是女性，她們舉著上面寫有“不要害怕，我們只是想進來”的標示牌。

約翰·格雷夫斯是最先看到激進分子沖進使館區的人之一。他是美國大使館的公共事務官。靠近窗戶朝外望去，他看到一名激進分子走向一名負責保護使館的警察，然后兩個人擁抱在了一起。對于這一幕，格雷夫斯并不感到驚訝。

隨著涌入使館區的激進分子越來越多，使館的其他工作人員也開始慢慢反應過來。在當時的伊朗，游行示威活動幾乎每天都會發生，而“美國去死”、“打到沙赫①”等口號幾乎每時每刻都在喊，所以在使館內部工作的美國人最初還以為這是外面的“背景噪音”。

現在，只需幾分鐘的時間，激進分子便可包圍整個辦公樓。工作人員和使館外交人員終于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他們有的站在椅子上朝窗外望去，有的則聚集在警衛室，通過那里的閉路監控器了解外面的情況。他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使館區擠滿了激進分子，他們揮舞著標語并高喊：“我們只是想進來！”然后，一個接著一個的閉路監控器出現空白畫面，因為攝像頭已經被示威者從墻上拽下來了。

大多數使館工作人員都顯得很平靜，有的甚至還表現出了厭煩的情緒。他們似乎認為，這些學生只是闖入大使館喊喊口號而已，到時候他們自然會離開。闖入者大喊著：“我們沒有惡意！我們只是想進來！”在他們中間，有的人還拿著擴音器，聲浪一次高過一次。

美國人有所不知的是，這并不是一次狂熱的抗議游行，而是一次精心準備的襲擊行動。這些自稱為“伊瑪目②的門徒”的學生早在多日前就已經對大使館踩點，并繪制了詳細的地圖。他們裁剪布條，為可能抓獲的人質準備了近一百條蒙眼布；他們甚至還為這些人質準備了食品。

他們精心將發動襲擊的時間選在“國家學生日”。國家學生日是為了紀念一年前在德黑蘭大學游行示威時被沙赫武裝力量殺害的學生而設立的，那次游行活動吸引了數百萬名學生參加，而真正的策劃者則在龐大人群的掩護下發動攻擊。在第一波沖入大使館的人群中，女性占有絕對多數，這顯然也是有意而為，因為在激進分子看來，美國海軍陸戰隊員應該不會對女性示威者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