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沒在四月來過紐約，沒料到這里的春光明媚如此。

我們穿過因伍德斯托克音樂節而有名的Woodstock，去了一個外有田野小溪環繞著，四周都是落地玻璃的木屋用餐。

我們談了一些有關歷史的看法。

Gayle告訴我那些Bee Gees的照片是她貼的。她是他們的Fan。

然后，Ray帶我們去了赫遜河畔。

透過一片金紅相間的林葉望過去，是寬闊的河面。河上，有一艘載木的運輸船，在沉靜中前進著。

道別的時候我說明年再來。

之后，五月的時候，Gayle寄了張她最喜歡的Bee Gees的唱片給我。

之后，七月的時候他們收到我結婚的請帖，送了我一盆很漂亮的花。

之后，十二月我要離開臺灣商務印書館的工作，寫了封信給Ray。幾年前我離開時報出版公司的時候，他給我的信上只簡單地說了一句：“此為不當有之事。”這次他則回了我這樣一段話：“You can no longer surprise us, because now we anticipate that any time we hear from you, there must be a surprise of some kind. Right?（你已經不再能帶給我們什么驚奇了。因為我們已經有心理準備，反正每次你來信總會帶來點什么意外。對吧？）”

可是，最后的意外，是他帶來的。

二○○○年一月才剛檢查過血壓，過去也從沒發現過心臟問題的Ray，卻在一個晚上高高興興地和Gayle看電影的時候，因為心臟而感到不適，在一兩分鐘的時間內就過世了。

因為沒有宗教信仰，因此Gayle和家人就遵照他的遺囑，簡單地處理了后事。

其實，我有許多事情想和他在當年見面的時候談一談。以一個網絡時代的出版人而言，知識密集與資本密集的結合，怎樣才算平衡與理想，我很想請教一下這位對資本主義與中國歷史有獨到研究的先生。

得知他去世的那天晚上，我從書架上找出了他寫的《新時代的歷史觀》，仔細重讀了一遍。

那天晚上，是我在出書近兩年之后，第一次讀《新時代的歷史觀》。但我讀得很仔細，比我當年在做編輯工作的時候還仔細。

三個小時的閱讀，給了我欣喜與慚愧兩種感受。

欣喜的是：他雖然不在了，但是很多這陣子思考的問題，我找到了一個與他對話的機會。

慚愧的是：不論就一個作者還是朋友而言，其實他要說的話是早就已經講出來了。但他一寫再寫，一講再講，而我，不論以讀者還是朋友而言，總是一聽再聽，聽之藐藐。

我只能自我安慰說：寫作與閱讀的本質，也許本來就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