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山西，山西

海子有句詩，深得我心：“天空一無所有，為何給我安慰。”

我出生在一九七六年的山西。小孩兒上學，最怕遲到，窗紙稍有點青，就哭著起了床。奶奶拉著手把我送一程，穿過棗樹、石榴和大槐樹，繞過大狗，我穿著奶黃色棉猴，像胖胖一粒花生米，站在烏黑的門洞里，等學校開門。

怕黑，死盯著一天碎星星，一直到瓷青的天里透著淡粉，大家才來。我打開書，念“神——筆——馬——良”，一頭栽在課桌上睡著，日日如此。

山西姑娘沒見過小溪青山之類，基本上處處灰頭土臉，但凡有一點詩意，全從天上來。中學時喜歡的男生路過我身邊，下了自行車推著走，說幾句話。分別之后心里蓬勃得靜不下來，要去操場上跑幾圈，喘著氣找個地兒坐下，天藍得不知所終，頭頂肥大松軟的白云，過好久笨重地翻一個身。

苦悶時也只有盯著天看，晚霞奇詭變化，覺得未來有無限可能。陣雨來得快，烏黑的云團滾動奔跑，剩了天邊一粒金星沒來得及遮，一小粒明光閃爍，突然一下就滅了。折身跑時，雨在后邊追，卷著痛痛快快的土腥氣撲過來。

二〇〇六年我回山西采訪，在孝義縣城一下車就喉頭一緊。老郝說：“哎，像是小時候在教室里生煤爐子被嗆的那一下。”

是，都是硫化氫。

天像個燒了很長時間的鍋一樣蓋在城市上空。一眼望去，不是灰，也不是黑，是焦黃色。去了農村，村口一間小學，一群小孩子，正在剪小星星往窗戶上貼。有個圓臉大眼的小姑娘，不怕生人，搬個小板凳坐我對面，不說話先笑。

我問她：“你見過星星嗎？”

她說：“沒有。”

“見過白云嗎？”

“沒有。”

“藍天呢？”

她想了好久，說：“見過一點點兒藍的。”

“空氣是什么味道？”

“臭的。”她用手扇扇鼻子。

六歲的王惠琴聞到的是焦油的氣味，不過更危險的是她聞不到的無味氣體，那是一種叫苯并芘的強致癌物，超標九倍。離她的教室五十米的山坡上，是一個年產六十萬噸的焦化廠，對面一百米的地方是兩個化工廠，她從教室走回家的路上還要經過一個洗煤廠。不過，即使這么近，也看不清這些巨大的廠房，因為這里的能見度不到十米。

村里各條路上全是煤渣，路邊莊稼地都被焦油染硬了，寸草不生。在只有焦黑的世界上，她的紅棉襖是唯一的亮色。

我們剛進市區，干部們就知道了。看見我們咳嗽，略有尷尬，也咳了兩聲，說酒店里坐吧。酒店大堂是褐色玻璃，往外看天色不顯得那么扎眼，坐在里頭，味兒還是一樣大。大家左腳搓右腳，找不出個寒暄的話。

干部拿出錢，綠瑩瑩一厚疊美金：“辛苦了。”

我跟老郝推的時候對看一眼，她沖我擠眉弄眼，我知道這壞蛋的意思，“山西人現在都送美金啦，洋氣。” 后來知道，之前不少記者是拿污染報道要挾他們，給了錢就走成了個模式。

跟我們一塊去的是省環保局的巡視員，老郝叫人家“老頭兒”，這是她認為一個人還算可愛時的叫法。她低聲問老頭兒：“他們不覺得嗆啊？”老頭兒呵呵一笑：“說個笑話，前兩年這城市的市長到深圳出差，一下飛機暈倒了，怎么救都不醒。還是秘書了解情況，召來一輛汽車，沖著市長的臉排了一通尾氣，市長悠悠醒了，說：‘唉，深圳的空氣不夠硬啊。’”

市政府的人一邊聽著，干笑。

市長把我們領到會議室，習慣性地說：“向各位匯報。”從歷史說到發展，最重要的是談環保工作的進展。老郝湊著我耳朵說：“他們肺真好，這空氣，還一根煙連著一根的。”

我在桌下踢她一腳。

講了好久，市長說：“經過努力，我們去年的二級天數已經達到了一百天。”

有人呵呵笑，是老頭兒：“還當成績說呢？”

市長咧開嘴無聲地扯了下，繼續說。

我家在晉南襄汾，八歲前住在家族老房子里，清代的大四合院，磚墻極高，朱紅剝落的梢門口有只青藍石鼓，是我的專座，磨得溜光水滑。奶奶要是出門了，我就坐在那兒，背靠著涼津津的小石頭獅子，等她回來。

一進門是個照壁，原來是朱子家訓：“黎明即起，灑掃庭除……”土改的時候被石灰胡亂涂掉了，小孩兒拿燒黑的樹枝在上頭劃字，“打倒柴小靜”。

這小孩兒是租戶的孩子，敢掏小燕子，捅馬蜂窩，唯一害怕的是老宅子后門的老井，上百年了，附近最好的水，小男孩兒隱隱知道那水有點神圣。井口都是青苔，透明的小水洼里來喝水的蜜蜂，小腳顫抖著輕沾水面。他和我縮著頭探一探，適應一小會兒那股黑暗，看到沿井壁挖出的可站腳的小槽，底下深深處，一點又圓又涼的光亮。  

北廈有兩層，閣樓不讓上去，里頭鎖著檀木大箱子，說有鬼。我們不敢去，手腳并用爬上樓梯往里看一眼，老太陽照透了，都是陳年塵煙。小孩兒總是什么都信，大人說這房子底下有財寶，我們等人中午都睡著了，拽著小鏟子，到后院開始挖坑，找裝金元寶的罐子。

一下雨就沒法玩了，大人怕積水的青磚院子里老青苔滑了腳。榆木門檻磨得粗糲又暖和，我騎坐在上頭，大梁上燕子一家也出不去，都呆呆看外頭，外頭槐綠榴紅，淋濕了更鮮明。我奶奶最喜歡那株石榴樹，有時別人潑一點水在樹根附近，如果有肥皂沫，她不說什么，但一定拿小鏟鏟點土把皂水埋上，怕樹傷著。

等我長大，研究大紅頂梁上的金字寫的是什么，我爸歪著頭一顆字一顆字地念：“清乾隆四十五年國學生柴思聰攜妻……后面的看不清楚了……”

一七八〇年的事兒，這位是個讀書人嗎？還是個農民，販棉花掙點錢所以捐個國學生？……大人也不知道，說土改的時候家譜早燒了，只留了一幅太爺爺的畫像，他有微高的顴骨。我爸這樣，我也這樣。

王惠琴的村子比我家的還早，赭紅色的土城門還在，寫著“康熙年間”建造，老房子基本都在，青色磚雕繁復美麗，只不過很多都塌落地上，盡化為土。

村子的土地都賣給了工廠，男人們不是在廠里干活，就是跑焦車。王惠琴媽媽抱著一歲多的小弟弟坐在炕上，小孩子臉上都是污跡。她不好意思地拿布擦坑沿讓我們坐：“呀，擦不過來，風一吹，灰都進來，跟下雨一樣。”小孩子一點點大，我們說話的時候他常咳嗽。他媽摟緊他，說沒辦法，只能把窗關緊。

往外看，只能看到焦化廠火苗赤紅，風一刮，忽忽流竄，村里人把這個叫“天燈”，這個村子被五盞天燈圍著。按規定所有的工廠都得離村子一千米外，但廠子搬不了，離村近就是離路和電近——煤焦的比重占到這城市GDP的百分之七十——它要沖“全國百強縣”，領導正在被提拔的關口上。

只能村民搬，“但是搬哪兒去呢？”這媽媽問我。這個縣城光焦化項目就四十七個，其中違規建設的有三十八個，符合環境標準的，沒有。村里有個年輕人說：“不知道，只想能搬得遠一點，不聞這嗆死人的味兒就行。”

有個披黑大衣的人從邊上過來，當著鏡頭對著他說：“說話小心點，工廠可給你錢了。”年輕人說：“那點錢能管什么？你病了誰給你治？”吵起來了。

黑大衣是工廠的人，我問他：“你不怕住在這兒的后果？”他說：“習慣了就行了，人的進化能力很強的。”我以為他開玩笑，看了看臉，他是認真的。

“你的孩子將來怎么辦？”

“管不了那多。”

焦化廠的老總原本也是村民，二十年前開始煉焦。有幾十萬噸生產能力的廠，沒有環保設施。

他對著鏡頭滿腹委屈：“光說我環保不行，怎么不說我慈善啊？這個村子里的老人，我每年白給他們六百塊錢，過年還要送米送面。”他冷笑：“當兒子都沒有我這么孝順。”

“有人跟你提污染嗎？”

他一指背后各種跟領導的合影：“沒有，我這披紅掛綠，還游街呢。”掌管集團事務的大兒子站最中間，戴著大紅花，被評為省里的優秀企業家。

晚上老頭兒跟市領導吃飯。

“說實話，都吵環保，誰真敢把經濟停下來？”書記推心置腹的口氣。

“你的小孩送出去了吧，在太原？”老頭兒悠悠地說。

書記像沒聽見一樣：“哪個國家不是先發展再治理？”

老頭兒說：“這么下去治理不了。”

“有錢就能治理。”

“要不要打個賭？”老頭兒提了一下一直沒動的酒杯。

沒人舉杯。

王惠琴家附近那條河叫文峪河。

“這還是河嗎？”我問老頭兒。

他說得很直接：“你可以把它叫排污溝。”河水是黑色的，蓋著七彩的油污，周圍被規劃為重工業園區，焦化廠的廢水都直接排進來。這條河的斷面苯并芘平均濃度超標一百六十五倍。

文峪河是汾河的支流，我就在汾河邊上長大。我奶奶當年進城趕集的時候，圓髻上插枚碧玉簪，簪上別枚銅錢，是渡船的費用。我爸年輕時河里還能游泳，夏天沼澤里挖來鮮蓮藕，他拿根筷子，扎在藕眼里哄我吃，絲拉得老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