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走的時候，她們本能地想跟著出來。門緩緩帶上，我看見她們的臉重重地往下扯著，眼看就要哭出來。那個有一歲小孩的醫(yī)生又走了進去，安慰她們。我在門口等著她，她出來的時候大概知道我想問她什么，說：“我也是母親。”
那時候我才能回答陳虻的問題——當一個人關(guān)心別人的時候，才會忘記自己。
到七二一醫(yī)院的時候，我看到醫(yī)生護士沖過來，飛奔著跑向衛(wèi)生院的消毒車。一個四十多歲、戴金絲眼鏡的男醫(yī)生拍著車前蓋，淚流滿面：“政府去哪兒了呀？怎么沒人管我們了呀？”
去消毒的是海淀區(qū)衛(wèi)生院一個剛畢業(yè)的小伙子，他把手放在這個醫(yī)生肩膀上，拍了拍：“拿桶水來。”小伙子把過氧乙酸沿著塑料桶沿慢慢倒進水里，打開背上的噴霧器，齒輪低聲悶響，轉(zhuǎn)動，他說：“讓開一下。”噴嘴處無色的水破碎成細小的霧滴，被氣流吹向遠處。
“以后就這樣用。”他說。旁邊的人點點頭，鎮(zhèn)靜下來。
但是重癥病房他只能一個人去，我們的鏡頭也不能再跟。
我給他提了一下淡黃色的乳膠手套，往袖子上箍一箍——他的手套太小了，老滑下來露出一小段腕子。他看著我。我們不知道對方叫什么，都穿著防護服，只能看到對方的眼睛。
他說：“五一后才是高峰，小心。”
“嗯。”
他孤零零，背著噴霧器拐過一個彎，不見了。
五一前，能走的人都走了，因為傳說北京要封城。還有人說，晚上飛機要灑消毒液。北京像一個大鍋，就要蓋上了。人們開始搶購食物。我回不了家，只有我妹一人，她在超市里擠來擠去不知買什么好，找到一箱雞蛋扛回家。
好像“轟”一聲，什么都塌了，工作停了，學(xué)校停了，商店關(guān)了，娛樂業(yè)關(guān)了，整個日常生活被連底抽掉。
我們只能守在急救中心，跟著他們轉(zhuǎn)運病人。到哪兒去，運到哪兒，都不知道。
二十二號，突然通知有臨時轉(zhuǎn)運任務(wù)，開出兩輛急救車。長安街上空空蕩蕩，交警也沒有，司機周師傅開金杯面包車載著我們，跟在急救車后面開了個痛快。那年天熱得晚，來得快，路上迎春花像是憋瘋了，純金的枝子胡亂抽打著往外長，襯著灰撲撲的荒街。老金杯在長安街上開到一百二十碼，窗開著，外頭沒人，風(fēng)野蠻地拍在臉上。我原來以為這一輩子，就是每天想著怎么把一個問題問好，把衣服穿對，每天走過熟悉又局促的街道，就這么到死，沒想到還有這么一天。
到醫(yī)院，車一停下，我看到兩個醫(yī)生推著一個蒙著白布的東西，顛簸著跑過來。
我嚇了一跳。
他們把它往救護車上抬的時候，我才發(fā)現(xiàn)，是個輪椅，一個老太太坐在上面，從頭到腳被白布罩著，白布拖在地上。她是感染者，但沒有穿隔離服，沒有口罩，從普通的客梯里推出來，身上的白布是病床上的床單，大概是臨時被拽過來，算隔離手段。
病人一個接一個地出來，很多人自己舉著吊瓶，我數(shù)了一下，二十九個人。這不可能，公布的沒這么多。我又數(shù)了一遍，是，是二十九個。
運送病人的醫(yī)生居然沒一個人穿隔離服，眼罩、手套也都沒有。只是藍色的普通外科手術(shù)服，同色的薄薄一層口罩。我攔住一個像是領(lǐng)導(dǎo)模樣的人，慌忙中，他說了一句“天井出事了”。事后我才知道，他是北京大學(xué)附屬人民醫(yī)院的副院長王吉善，一周后也發(fā)病了。
晚上回到酒店，大家都不作聲。編導(dǎo)天賀抽了一會兒他的大煙斗，說：“覺得么，像是《卡桑德拉大橋》里頭的感覺，火車正往危險的地方開，車里的人耳邊咣咣響——外面有人正把窗戶釘死。”
我們住在一個小酒店里。人家很不容易，這種情況下還能接收我們。一進大門，兩條窄窄的繩子，專為我們幾個拉出來一個通道，通往一個電梯。進了電梯，只有我們住的三樓的按鈕能亮，其他樓層都用木板封死，怕我們亂跑。進了三樓，沒有其他客人，空蕩蕩的長走廊里靠墻放著一溜紫外線消毒燈，夜里磷光閃閃。
樓層的服務(wù)員挺好的，給我房間打電話，說我們要撤了，以后你們自己照顧自己吧，給你們一人留了一個體溫計，自己每天量量吧。平常窗外男孩子們打球的操場空無一人，掛了鐵絲，滿場晾的衣服，白荒荒的日頭底下，飄來蕩去。
我家小區(qū)也知道我去過病房了。物業(yè)給我打電話：“挺好的吧？大家都挺關(guān)心你的……最近不回來吧？”我理解，拍完了我們也不回辦公室，車開到南院門口，把帶子放在門口傳達室。會有人來取，把帶子消毒后再編輯。
我妹來酒店給我送東西，我讓她帶只小音箱給我。晚上在空無一人的大街上，隔著三四米遠，我讓她站住：“放下，走吧。”
妹妹在黯淡的路燈下看著我。去病房前我倆談起過父母，我問她：“你覺得我應(yīng)該去病房嗎？”她說：“你可以選擇不當記者，但是你當了記者，就沒有選擇不去的權(quán)利。”
一天晚上，張潔莫名其妙地跑來酒店住，還帶著一大束花。“咳，領(lǐng)導(dǎo)，這時候您來干嘛呀？”大家心想，還得照顧您。他不解釋，還一一擁抱，男人們著實不習(xí)慣，倒拽著花，繃著身體忍受領(lǐng)導(dǎo)的
親熱。
事后，我在媒體報道里看到過張潔說：“他們幾個早期的時候回到南院來吃過一次飯，結(jié)果大家找我反映：你還注意不注意我們大家的安全？唉，一瞬間，真是……但轉(zhuǎn)念想，是啊，大家的安全也重要啊！”
他怕我們心里難受，就來酒店陪著我們。
記者問我，我一點不記得去南院吃飯這事兒了。費勁地想半天，解釋說：“那時，南院好像不存在了，不那么真實地存在了。”
每天早上醒來，我閉著眼從枕頭邊摸到體溫計，往腋下一夾，再半睡半醒五分鐘。反正發(fā)燒就去醫(yī)院，不發(fā)燒也要去。有一天，我覺得鼻子里的氣是燙的，熱流直躥到腦門上，覺得肯定是感染了。閉著眼睛想，怎么搞個DV進病房之類，不能白死。睜開眼看了看體溫計，才三十六度五。
有位女法警，負責給刑場上已被執(zhí)行死刑的囚犯拍照。她說從不恐懼，只有一次，晚上洗頭的時候，打上洗發(fā)精，搓起泡沫的一剎那，所有那些臉都出現(xiàn)在她面前。
她的話我覺得親切。非典時，我很少感到恐懼，有一些比這更強烈的感情控制了人。但那天晚上，我站在水龍頭下，開著冷水，水流過皮膚，一下浮出顫栗的粗顆粒，涂上洗面奶，把臉上擦得都是泡沫，突然覺得是死神在摸著我的臉。我一下子睜大眼睛，血管在頸上嘣嘣地跳。我摸著血管，這就是最原始的東西。活著就是活著。在所有的災(zāi)難中，這個溫熱的跳動就是活著。
后來我才知道，有一陣子，我們幾個都認為自己肯定感染了。從醫(yī)院回來，大家不約而同沖很長時間的熱水澡，覺得有什么粉末已經(jīng)沾在身上，鼻孔里嘴里嗆得都是，但誰也不說，好像不說就是一種
保護。
臺里給了我們五個免疫球蛋白針指標，這在當時極稀缺，是當保命的針來打的，但司機周師傅不是本臺職工，沒有指標，這五針被安排到當晚八點打，過后失效。
“要么六個都去，要么都不去。”我們打各個電話爭取，但臺里也協(xié)調(diào)不了。
錄音劉昶一邊聽著，說了句：“別球爭了。”七點半，他把門一鎖，不出來了，敲也不開。陳威跟他多年好友，扯了扯我：“走吧，這樣他安心。”
我們五個回來的時候，他正泡好功夫茶等著，一邊給他的錄音桿弄土法消毒——罩個女式黑絲襪在桿頭的絨上，一根煙斜銜在嘴角，眼睛在煙霧里瞇起來：“沒事兒，該死屌朝上。”
第二天在醫(yī)院里碰到個女病人，舉著自己的吊瓶，看陳威拿鏡頭對著她，轉(zhuǎn)頭跟身邊醫(yī)生說：“再拍，再拍我把口罩摘下來親丫的。”我們哈哈大笑。
“九·一一”后不久，美國人就開始做娛樂脫口秀，一邊捶著桌子忍住眼淚，一邊繼續(xù)說笑話。我當時不太明白，現(xiàn)在理解了，人們還能笑的時候，是不容易被打敗的。
我們待在急救中心，攝像小鵬每天去找漂亮的護士消毒。他最喜歡一個叫“鋼絲眼”的，因為那姑娘戴著口罩，眼睛又大又亮，睫毛漆黑像一線鋼絲。他老站在遠處瞄著，又不好意思近前。鋼絲眼呵斥他：“過來！消毒！”
他說：“我不怕死。”
鋼絲眼冷笑一聲：“不怕死的多了，前幾天我拉的那兩個比你還不怕呢，已經(jīng)死了。”
他立刻湊過去了：“多給點兒。”
鋼絲眼白他一眼，咕咚咕咚給他倒消毒液。
“要不要頭上也來點兒？”他嬉皮笑臉指著自己的光頭。
姑娘拿起就倒。
他服了。
混在他們當中，我迅速變得粗野了，車在空無一人的長安街上，他們遞給我根糙煙，說抽一根能防非典。工作完找地方吃飯，飯館大都關(guān)了，就一家湖南小館子彪悍地開著，幾個服務(wù)員大紅襖小綠褲，閑來無客在門口空地上掄大繩鉆圈，見我們車來，一笑收繩，上幾鍋最辣的干鍋驢肉，顫巍巍地堆成尖兒。多要一碗白蒜片，一碗紅辣椒圈兒，一碗碧綠的蒜苗段，齊投進去，滾燙得直濺猩紅的泡，往米飯里澆一大勺，再拿冰礦泉水一浸，把頭栽進去吃，幾只光頭上全是斗大光亮的汗珠，跟服務(wù)員說：“給我一萬張餐巾紙。”
他們吃完一鍋，也給我倒一杯白酒放著，講在新疆拍日全食，天地烏黑，只剩太陽中心鮮紅一點，像鉆石一樣亮。小鵬說他把機器往戈壁上一扔，放聲大哭。他就是這么個人，拍人物采訪時，常是大特寫，有時鏡頭里只剩一雙眼睛：“看這人的眼睛，就知道真不真誠。”
我說不上的跟這些人親。
我們拍過的從人民醫(yī)院轉(zhuǎn)運的一部分病人，在首都醫(yī)科大學(xué)附屬佑安醫(yī)院治療，我們?nèi)ゲ稍L時已經(jīng)可以正式進病房拍攝了，一位大姐半躺在床上，看我蒙面進來的身形，邊喘邊笑：“中央臺怎么派個小娃娃來了？”
我也笑：“把臉遮住就是顯年輕。”
問她現(xiàn)在想得最多的是什么，她看外頭：“要是好了，真想能放一次風(fēng)箏。”
小鵬的鏡頭，跟著她的視線搖出窗外。五月天，正是城春草木深。
出了門，我問主治的孟醫(yī)生：“她情況怎么樣？”女醫(yī)生四十多歲，笑起來像春風(fēng)，沒直接答：“一個病人來了之后晚上從來不睡，總張眼睛坐著，怕睡著了就死了。再這么著就垮了。我說給我三天，我一定讓你好。”
天塌地垮，人只能依靠人，平日生活里見不著、不注意的人。這個病區(qū)里的人，連帶我們這幾位蠻漢，看著孟醫(yī)生的眼神，都帶點孩子式的仰賴。告別時她對我說了句：“醫(yī)生要讓人活著，自己得有犧牲的準備。”
“你有么？”
“我有。”她為我們拉開了玻璃門。
在空地上收拾家伙的時候，天賀拿只小DV，突然問我：“你害怕非典嗎？”
“我不怕它，我憎恨它。”我掉頭就走。
從醫(yī)院出來，五月玫瑰色的晚霞里，看著濕黑的老榆樹，心想，樹怎么長得這么好看呢？晚上用小音箱聽鋼琴，這東西怎么能這么好聽呢？走在路上，對破爛房子都多看兩眼。
干完活，無處可去，我們幾個到北海坐著，架鳥的、下棋釣魚的、踢毽子的、吃爆肚的……都沒了，四下無人，大湖荒涼，熱鬧的市井之地難得聞到這青腥野蠻的潮氣。遠遠聽見琴聲，順聲望，只一位穿藍布衫的老人，坐在斑駁剝落的朱紅亭子里，膝上一塊灰布，對著湖拉胡琴，琴聲有千災(zāi)萬劫里的一點從容。我們聽了很久，一直到暮色四合。
這期節(jié)目叫“非典阻擊戰(zhàn)”。播的時候，我們幾個人坐在賓館房間看，只看了前面的十分鐘，就都埋頭接電話和短信。在那之前，我還真不知道我在這世界上認識這么多人，那期節(jié)目的收視率是百分之五點七四，意思是超過七千萬人在看。那時候才知道電視的陣勢真大，短信里有個不認識的號碼，說：“要是你感染了，我能不能娶你？”
一瞬間確實一閃念，要是現(xiàn)在死了，總算不會渾身散發(fā)著失敗的腐味兒。
小鵬看了一會兒手機，沒理解為什么輿論會有這么大反應(yīng)，抬起頭說：“咱這不就一恪盡職守么？”
陳虻也給我打了個電話，沒表揚，也沒罵我：“送你一句話——只問耕耘，不問收獲。”
我父母在山西，不知道我去病房的事情，我媽學(xué)校停課，正在鄰居家打麻將，一看見片子，手停了。鄰居說我媽哭了。但她沒跟我說。她不是那種碰到事多愁善感的人，就問了我一句：“你接下去做什么？”
接下去，我要去人民醫(yī)院，因為心里一直沒放下那個叫“天井”的地方。四月二十二號，我在那里看到病人從頭到尾蓋著白布推出來。兩天之后，我們的車又經(jīng)過那里。這個有八十五年歷史的三級甲等醫(yī)院剛剛宣布整體隔離。
黃色的隔離線之后，有三個護士，坐在空空蕩蕩的臺階上。她們手里拿著藍色護士帽，長長的頭發(fā)剛洗過，在下午的太陽底下曬著。相互也不說話，就是坐著，偶爾用手梳一下搭在胸前的頭發(fā)。
車在醫(yī)院門口停了十分鐘，小鵬遠遠地拿DV對著她們。
人類與非典最大也最艱苦的一場遭遇戰(zhàn)就發(fā)生在這里。從四月五號開始，陸續(xù)有二百二十二人感染，包括九十三位醫(yī)護人員，有將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門診大樓北側(cè)的急診科是當時疫情最重的地方，天井就在這里。我不明白這家醫(yī)院怎么會有這么多人感染，但我知道應(yīng)該跟上次拍轉(zhuǎn)運的那二十九個人有關(guān)系，我得知道這是為什么。沒人要我做這個節(jié)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來，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么多，心里就剩了一個念頭，我必須知道。
到那個時候，我才知道什么是陳虻說的“欲望”。
采訪中，急診科主任朱繼紅告訴我，當時這二十九個病人都是非典病人，世界衛(wèi)生組織檢查的時候，他們曾被裝在救護車上在北京城里轉(zhuǎn)。
九年后，再看二〇〇三年對他的采訪，那時候我還不能明白這個人為什么說話語速那么慢，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現(xiàn)在我理解了，那是沉痛。
我用了很長時間說服他接受采訪。我說：“你不用作什么判斷和結(jié)論，只要描述你看到、聽到、感覺到的，就可以了。”
在電話里，他沉默了一下說：“回憶太痛苦了。”
“是，”我說，“但痛苦也是一種清洗，是對犧牲的人的告慰。”
朱繼紅帶我走進急診室門廊，他俯下身，打開鏈子鎖，推開門，在右手墻上按一下，燈管怔一下，亮了。慘白的光，大概普通教室那么大的空間，藍色的輸液椅套上全是印的白字：四月十七日，周四；四月十七日，周四……
每個床上都是拱起的凌亂的被褥，有些從床上扯到地上，椅子翻倒在地，四腳朝天，那是逃命的撤退。
這就是我之前聽說的天井。四周樓群間的一塊空地，一個樓與樓之間的天井，加個蓋，就成了個完全封閉的空間，成了輸液室，發(fā)熱的病人都集中到這里來輸液。二十七張床幾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間只有一只拳頭的距離。白天也完全靠燈光，沒有通風(fēng)，沒有窗，只有一個中央空調(diào)的排氣口，這個排氣口把病菌傳到各處。
病歷胡亂地堆在桌上，像小山一樣，已經(jīng)發(fā)黃發(fā)脆。我猶豫了一秒鐘。朱繼紅幾乎是凄然地一笑，說：“我來吧。”病例被翻開，上面寫的都是“肺炎”。他指給我看墻上的黑板，上面寫了二十二個人的名字，其中十九個后面都用白粉筆寫著：肺炎、肺炎、肺炎……
“實際上都是SARS。”他說。
病人不知道。
“那些不知情的因為別的病來打點滴的人呢？”
“沒有辦法，都在這兒漚著。”
如果我坐在演播室里，我會問他“你們怎么能這樣不負責任”，但站在那里，他說這些話的時候臉上木然柔順的絕望，讓我的心臟像是被什么捏著，吸不上氣來——他和他的同事也漚在里面。人民醫(yī)院有九十三名醫(yī)護人員感染非典，急診科六十二人中二十四人感染，兩位醫(yī)生殉職。
我想起轉(zhuǎn)運當天見他們的時候，他們只穿著普通的藍色外科手術(shù)服。當我在胸科醫(yī)院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穿著全套隔離服進病房，回到急救中心要消毒四十分鐘，身邊的人緊張得橡膠手套里全濕了的時候，這些醫(yī)生護士，在天井里守著二十幾位病人，連最基本的隔離服都沒有。我問他那幾天是什么狀態(tài)，他說：“我很多天沒有照過鏡子，后來發(fā)現(xiàn)，胡子全白了。”
牛小秀是急診科護士，三十多歲。她坐在臺階上，淚水長流：“我每天去要，連口罩都要不來，只能用大鍋蒸了再讓大家用……我不知道這是我的錯還是誰的錯……”
朱繼紅帶我去看留觀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幾間普通的病房，遲疑地問他：“你們的清潔區(qū)、污染區(qū)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這兒畫一根線。”我不能相信，問了一句：“那你們怎么區(qū)分清潔區(qū)和污染區(qū)？”朱繼紅沉默了一會兒，慢慢舉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這兒。”
我問：“你們靠什么防護？”
他面無表情，說：“我們靠精神防護。”
我原以為天井關(guān)閉之后他們就安全了，但是急診科的門診未獲停診批準，只能繼續(xù)開著，病人還在陸續(xù)地來，沒有條件接診和隔離的醫(yī)院還在繼續(xù)開放，發(fā)燒門診看了八千三百六十三個病人，一直到四月二十二日我們來拍攝時，病人才開始轉(zhuǎn)運到有隔離條件的醫(yī)院。當時病人連輸液的地方都沒有了，只能在空地上輸。
他帶著我去看，所有的椅子還在，輸液瓶掛在樹杈上，或者開車過來，掛在車的后視鏡上，椅子不夠了還有小板凳。一個衛(wèi)生系統(tǒng)的官員在這里感染，回家又把妻子兒子感染了，想盡辦法要住院，只能找到一個床位，夫婦倆讓兒子住了進去。兩口子發(fā)燒得渾身透濕，站不住，只能顫抖著坐在小板凳上輸液。再后來連板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愈的時候，父母已經(jīng)去世。
一張張椅子依然擺在那里，原樣，從四月到五月底，誰也沒動過，藍色的油漆在太陽底下已曬得褪色，快變成了綠的，面對大門口敞開放著，像一群啞口無言的人。
墻那邊一街之隔，就是衛(wèi)生部。
五月二十七日，急診科的護士王晶去世。
丈夫給我念妻子的手機短信。
第一條是：“窗前的花兒開了，我會好起來的。”
他不能探視妻子，只能每天站在地壇醫(yī)院門口，進不去，就在世界上離她最近的地方守著。
她寫：“回去吧，你不能倒下，你是我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依靠。”
再下來，她開始知道自己不好了，在短信里交代著存折的密碼。
最后一條，她要他系上紅腰帶：“本命年，你要平安。”
他一邊慟哭一邊念，我的眼淚也滿臉地流。小鵬瞪我一眼，做記者哪能這樣呢？可是我沒辦法。
他沒有告訴孩子。女兒大寶才六歲，細軟的短發(fā)，黑白分明的眼睛，她的臥室門上貼了張條子：“媽媽愛我，我愛媽媽。”
我問她為什么貼在門上，她不說話。我說：“你是想讓媽媽一回來就看見，是嗎？”她點點頭。臨走的時候，她坐在床上疊幸運星，說裝滿一整瓶子媽媽就回來了。我在黯淡的光線里站了一會兒，看著她疊，大圓口玻璃瓶里面已經(jīng)裝了三分之一。她疊得很慢，疊完一個不是扔進去，而是把手放進罐子里，把這一粒小心地擱在最上層。我看著，想找句話說，說不出來。過了一會兒，她抬起頭看我一眼，我心里“轟”一下：她已經(jīng)知道媽媽去世了，她只是不想讓任何人知道自己的難過。
出來后，車開在二環(huán)上，滿天烏黑的云壓著城，暴雨馬上就要下來。一車的人，誰也不說話。
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
九年之后，人們還會說“這是進非典病房的記者”，我常覺羞慚。從頭到腳蓋著白布的病人從我身邊推過的時候，還有媒體的信息是“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
我看到了一些東西，但只不過隱約地感到怪異，僅此而已，僅此而已。我覺得自己只是大系統(tǒng)里的一粒小螺絲，一切自會正常運轉(zhuǎn)，我只是瞥到了一點點異樣，但我沒有接到指令，這不是我節(jié)目的任務(wù)，我覺得轉(zhuǎn)過頭很快就會忘記。
然后我就忘掉了。
我做的節(jié)目播出后，有同行說：“你們在制造恐慌。”當時我身邊坐著時任《財經(jīng)》雜志主編的胡舒立，她說：“比恐慌更可怕的是
輕慢。”
最后一天，我們在協(xié)和醫(yī)院門口等待檢查結(jié)果，確認是否有人感染。張潔在辦公室等消息。我們幾個坐在車里，等了半小時，一開始還打著岔，嘻嘻哈哈，過一會兒就都不說話了。天賀的電話響了，他接起來說：“對，結(jié)果怎么樣？……出來啦？……哦，真的呀？誰？……對，是有一個女孩……”
我坐在最前面，沒動，在心里說了句粗口。
他掛了電話，戳一下我說：“喂，醫(yī)生說你白血球很低，免疫不好。”
節(jié)目都播完了。金杯車在街上漫無目的地開，誰也沒有散的意思，我們打算就這么工作下去，張潔說：“你想去哪兒？”我說無所謂，去哪兒都行。
回到酒店，收拾東西回家，小音箱里放著Skinny Puppy的音樂，站在高樓的窗口，看著空無一人的北京。看了一會兒，我回身把耳機扣在頭上，拿頭巾用力一綁，把音樂開到最大。如果當時有人看到這一幕，可能會認為我瘋了，因為那根本不算舞蹈，那只是人的身體在極度緊張后的隨意屈張，音樂就像是誰站在萬仞之上，在風(fēng)暴中厲喊。
我閉著眼睛張著手腳，胡亂旋轉(zhuǎn)，受過傷的左腳踝磕在桌腿上，疼像刀一樣插進來。人在那種快意的痛苦里毛發(fā)直豎，電子樂里失真的人聲像在金屬上兇狠地刮刺，繩索突然全都繃斷了，我睜開眼，像一只重獲自由的小獸，久久地凝視著這個新的世界。
數(shù)月之后，我接到一封信，很短：“還記得七二一醫(yī)院嗎？”
我馬馬虎虎地往下看。
“從那以后，我一直在大街上尋找你的眼睛。”
我一下坐直了。
“有一次我認為一個女孩是你，非常冒昧地拉住她問：‘是你嗎？’對方很驚慌。直到在電視上看見你，我才知道你是誰，原來你是個有名的記者。”
他在最后說：“你會覺得好笑嗎？我曾以為你會是我的另外一半。”
非典結(jié)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