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這種心態，常被誤解。

很多人以為他從此黃老之學，變成實用的犬儒主義，一個團團臉脅肩諂笑處處作揖的人。常看書店架子上大字寫著“面厚心黑曾國藩”。

中國人到中年確實常成為道家信徒，曾國藩也一再說老子的話“柔弱勝剛強”，但是什么是柔弱，什么是剛強，對這一點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區分。

曾國荃是其中一種，他是叢林法則的信徒，勸他哥，今日之世界是“勢利之天下，強凌弱之天下”。

有這樣價值觀的人，強時容易魯莽、操切，弱時便一變而為圓滑、退縮。像宏杰寫的從當初那個闖進瓷器店的公牛，變成一個不思進取、明哲保身老官僚，成天求神問卜，不干正事。他晚年任兩江總督，以清靜無為為旨，對外自稱“臥治”，人稱“國荃晚任江督，軟滑不治事，誠無足稱”。

走上晚清官場常見的“多磕頭，少說話”的路子。

老曾對剛柔的理解是不同的，他從沒走到“真偽不辨”的鄉愿上去。

他終生喜愛雄壯之力。人到中年，雖然磨礪性情，“知自己處處不如人”，換一副柔和面貌待人，不肯輕議人非，但一直到他入世極深，勸勉子弟也一直說：“少年不可怕丑，須有狂者進取之趣，過時不試為之，則從此彌不肯為矣。”

不過，人到中年，他對“剛”這個概念也拆碎重組——去忿欲而存倔強，是為剛，“剛非暴戾之謂也，強矯而已……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他在道德經的扉頁寫“至剛無剛，至柔不柔”，是說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只是“君子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斯為泰而不驕”。

胡適思想上的一次大變化，也因對柔軟與剛強的理解而起。他曾有一段時間深信老子說，“至柔可以克萬物”。后來他在美國之后，有次他去大峽谷，看到很大的瀑布，就對韋蓮司說，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因為水在我們中國人心中是特別柔弱的東西。韋蓮司就以典型的美國人精神告訴他，你錯了，水絕對不會因為柔弱才有力量，水的力量是因為有勢能。

老曾不會這么表達，不過，他也并不以為柔弱本身可以制勝，必須飽含雄奇之力。他形容自己的作書之道時，寫過一句話：“寓深雄于靜穆之中。”

雄字須有長劍快戟，龍拿虎踞之象，鋒芒森森，不可逼視者為正宗，不得以劍拔弩張四字相鄙，作一種鄉愿字，名為含蓄深厚，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終身無入處也。

五

美國傳教士亞瑟·史密斯與曾國藩在同一時期的中國生活，他寫過一本書叫《中國人的弱點》，寫到他對當時中國人的觀察，其中一個強烈的特點是缺乏精確性，中國的“一串錢”永遠不可能是預想的一百文，陜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隸是三十三文。“這給誠實的人帶來無窮的煩惱”；“分布在城市邊的幾個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個村子都叫三里屯”。

史密斯嘆息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問一個中國廚師，面包里為什么不放鹽？”答案就一個，“我們在面包里就不放”；問：“你們這個城市有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為什么不留一點過冬？”答案也只有一個：“不，我們這兒冬天從來沒有冰制食品。”

這位在中國生活了五十多年的傳教士寫道，“一個拉丁詩人信奉一句格言：一個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國，會把這格言改成“試圖尋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這種缺乏科學精神的文化滲透在整個老大帝國，士大夫階層一樣陳腐混沌。胡適批評他們：“宋儒雖然說‘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們的目的并不在今日明日格的一事，他們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貫通’的絕對的智慧，這是科學的反面，科學所求的知識正是這物那物的道理，并不妄想那最后的無上智慧。”

晚清困局，十分被動，華洋沖突不斷。越是這樣的朝廷中，說性理者風頭越足，好空談，好講華夷之辯，好講血性，好以道德和口號救中國。一被動就激進，一保守就頑固。倭仁是當時著名的理學家，他說：“孔門大路，……惟有斂心遜志，亦趨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務。”

蔡元培評論過這些掌握著大權的腐儒：“自漢以后，雖亦思想家輩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圍，惟用哲學以推測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懸想獨斷……我國的哲學，沒有科學作前提，永遠以‘圣言量’為標準，而不能出煩瑣哲學的范圍。……整整四千年的中國教育，除了有過科學的萌芽以及玄學曾成功地站住腳以外，可以說，在實際上絲毫沒有受到外來影響，它僅僅發生了由簡單到復雜的變化。”

一直到老曾與李鴻章這一代，閉著眼睛過不去了，他們身在一線，戰爭是真刀實槍，割地是真金白銀，切膚之痛，知道靠“圣言”救不了世。李鴻章的一句話，足以把儒學從底部掀翻：“孔子不會打洋槍。”

打槍不分君子小人，只靠詳盡“這物那物”的道理。

六

有了求實一念，人才會從道德制高點上下來，腳踏實地，不激不隨。

咸豐皇帝即位之初，曾讓大家就“用人行政”發表意見，倭仁與曾國藩都上書。倭仁大談“君子小人之辨”，咸豐倒也不糊涂，批了一個“名雖甚善，而實有難行”。

老曾比較實，寫得很具體，認為用人之事大抵“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咸豐批“剴切明辯，切中情事”。

老曾也是理學之徒，理學好以道德分善惡，但他說他看人并不以君子、小人為分，強調他的標準是“曉事”，也就是明白事理。

“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鄉愿固謬，狂狷亦謬。”

他這話說得挺狠，有破瓜之快。

我們做記者的，幾年下來，有個變化，以前采訪時總覺得對面是好人壞人，現在覺得只有好事壞事，像老曾說的“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則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為君子；卯刻偏私晻曖，則為小人”。

有這樣的立場，才能以事實與證據為準繩，不輕取人，不輕毀人，獨立無懼，確乎不拔。

他說：“故群譽群毀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

老曾常被人批評“儒緩”，同時期任職的英國人赫德認為他虛得大名，“優柔寡斷”，他也自承“愚”。其實他的本來性情并非如此，是一個“好下斷語”的人。由此及彼，是自我修正的結果。雖然愚也有弱點，左思量，右考慮，甚至有時錯過決斷的最好時機，但自認“愚”也就意味著知道認識事物并不容易，不會對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輕易判斷。他看書常常有疑義，寫在卷首頁邊，日久甚至成書。加上他帶兵治事，他看兵書與歷史時，常與現實對應質疑，不拘古人，不泥成法。

加上年事漸長，挺身入局之后，漸漸看到事物本身的復雜性，他曾痛恨“不黑不白”之風氣，強分善惡。但此時就像王小波嘲諷“明是非”者一樣諷刺自己身上的文人習氣，“強分黑白、遇事激揚者，文人輕薄之習、優伶風切之態也。而吾輩不察而效之，動輒區別善惡，品第高下，使優者未必加勸，而劣者幾無以自處”。

七

曾國藩在舊有體系中成長，但他能夠贊賞西方文明優異之處，“所以卓越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處心積慮，不達目的決不止”。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學為三恥之一，不過他有樸素而近科學的“曉事”方式，“一是剖析，二是簡要，三是綜核”。

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來，先須剖成兩片，由兩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懸絕，愈剖愈細密，如紀昌之視虱如輪，如庖丁之批隙導窾，總不使有一處之顢頇，一絲之含混。

這就是他“試圖尋找事物原由”的推理線索，事物的認識越細密，拆解得越精微，精確就是除邪，這也是科學精神的源頭。

這種精神本來就是一種不安的精神，它并不確信現有的答案，不服從于表面的統一，在同質的體系中，一旦遇到障礙，就會迅速提出問題，并且試圖得到更新的答案。

老曾沒有推翻舊有體系的愿望，只是從內部硬硬地另生一枝，讓新的力量盡快生長起來。他在義理、考據、辭章的孔學三門之外，又加上了“經濟”一門：“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昏（婚）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

這些多是現實政治的治理科學。

可以看到，這個深嵌在體制核心中的職業官員，要以一種窮根究底的笨拙憨態，扎硬寨，打死仗，從皇家文化中解放出來，從道德誡命中解放出來，開始松綁掙脫，使這一階層開始擁有自己的獨立身份。

曾國藩能成為曾國藩，靠的不是道德勇氣，而是精神上不斷地自我更新，“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