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這不是鬧飛賊或是鬼鬼祟祟的盜竊事件，而是一項長期的有計劃的發掘工作，必須要有本地有財力的人的支持。當時南京政府在河南還沒有實質的權力。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剛剛恢復在安陽的挖掘工作，進展順利，首批發掘中的一處是由經過培訓的考古學家完成的。即使在安陽，挖掘出的古墓經過徹底研究后，被重新填埋了。（1972 年想去那里看看，我們看到的是一片麥田。）用于耕種的土地實在是太寶貴了，因此新鄭古墓被填上了。

懷履光主教簡潔地記錄道：“等到這些古物被編號登記之后，大概有80 件青銅制品公之于世。然而當墓穴第一次打開時，挖到它們的人將這批青銅器藏在自己家里。”（第59 頁）

福開森的序言寫道：“懷履光主教十分幸運”，他“通過可靠的擔保人，跟進挖掘的每個的操作，并從墓內隨葬品中獲得很多樣品……一個對當地情況并不是十分了解的人，可能會使工作受到阻礙……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最適合這類工作的人當時就出現在了那里”。

簡言之，現代的考古學借助于前來研究考古學的外國人，逐漸在中國生根成長。現代中國人在這方面也逐漸成為專家。國外的藝術藏品的形成過程也是這樣發展起來。先經歷一個暫時的外國人主導的階段，例如外國人對上海實施了近百年的統治。不過在新鄭古墓挖掘中，主教盡其所能。這有點像中世紀的外科手術，醫生不得不憑感覺戰戰兢兢地為床單覆蓋下的女士動手術。

開封和洛陽都有極具影響力的教會機構，這些地方比古代寺廟和宮殿更為壯觀，也比當地的政府機構更加有用。其中洛陽奧古斯塔納信義會（AugustanaSynod Mission）建于1911 年，在那里我們見到了來自明尼蘇達州的林德貝克（Lindbecks）一家。他們10 歲的兒子叫約翰· 馬守貞· 亨利· 林德貝克（John Matthew Henry Lindbeck），他看起來勤奮好學而又有些靦腆。然而27 年之后，他成為耶魯大學政治學博士，同時也成為我所在的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副主任，之后又成為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我們最壯觀的旅行也是最簡單的。1932 年10 月在前往上海的路上，我們在有著灰色方形城墻的泰安府走下滿是塵土的火車，來到了一所衛理公會布道團，并遞上了介紹信，拿到了他們提供的行軍床、毛毯和食物，準備沿著7000 級臺階登上山東的圣山——泰山之巔。這座山峰海拔4600 英尺，走上去大概有10 英里的路程。為我們抬滑竿的師傅和行李搬運工簡明地表達為：上山45 里，下山15 里。“里”（一里大概有三分之一英里）是一個計量路程的單位，再加上耗費的時間和困難程度，據此我們可以安排我們的計劃，也能知道大約需要支付多少費用。

坐在顫悠悠的竹椅上走過了大概半英里的路程，我們準備放棄滑竿，步行走完全程……沿路都是郁郁蔥蔥的柏樹，彎彎曲曲的松樹也蓋滿了懸崖峭壁，直上頂峰附近。……路途時不時會碰到一座廟宇和神龕……夕陽西沉，景色也隨之發生變化，最終我們穿過大紅門來到了最陡山的頂端，看到了寒冷黃昏中的最后一抹夕陽。泰山頂上荒蕪狹窄，綿延不斷的小山向北方延伸，南邊是一望無際的平原，一塊一塊拼起的褐色田野向無邊無際的天邊伸展。……石階高升直達上蒼，還有盡收眼底的曠野無限延伸，泰山自古就屹立于此。

我們在山頂處的玉皇廟野營休息。燈光映出我們的倒影，似乎要與坐在寶座上的玉皇大帝及其兩側四個兇猛的金剛進行抗爭。住在山頂的兩位道士給我們提供了熱茶。度過了寒冷的夜晚，我們在寒冷的半明半暗中起床，迎接黎明，觀賞泰山頂上的日出。在我們不遠處是在公元前3 世紀末秦始皇豎立的石碑。

下面是孔廟，孔子曾留下“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贊嘆。在一處峭壁寫著“愛生崖”，但它代表的實際意義卻與字面上截然相反：讓朝圣者充滿激情地跳下去。

我們用了一整天待在此地寫生，一直到第二天晚上。

我們在20 世紀30 年代，像喬叟小說中提及的朝圣者那樣開拓著我們自己的探險之路。在如今恐怕很多旅客并不會這么做。中國帶給我們的感覺，并不僅僅是中國式的奢華和公使館的娛樂活動，其內涵要更加深邃。總之，我們完全融入了中國的生活。到目前為止，沒有一位愛國者會完全堅持這樣做。我們會在露天市場聽人說書，或是在北京前門外的天橋觀看雜耍。我們也會去老北京劇院觀看精彩的表演，演員們會扮演成英雄、惡棍、將軍、美女、滑稽人物等各式各樣的角色。這些戲劇都在光禿禿的舞臺上表演，各種動作如跨過門檻、上馬、下馬、船行駛在碧波當中、穿山越嶺等，都需要靠演員的表演憑空表現出來，而觀看表演的人大都是有著專業鑒賞水準的普通大眾。

我們去商店買家具、藝術品、日用品也會與賣家討價還價。因為商店的價格一般都不是固定的，看到富有的外國人可能就會將價格抬高一些。于是我們需要全面考慮，最終達成雙方都滿意的價格。如果我們之前來過這家商店，那么我們再來就是“老主顧”了。假如老板要價10 美元，我們就會還價到5 美元。我們還會解釋其實并不是特別需要這個東西，而老板就會提醒我們它的稀缺性，然后降到9 美元。我們會表示遺憾只能出6 美元，一邊說一邊準備離開。緊接著他會說“最低價”了，看在我們友誼的分上賠本只賣8 美元。看在真誠的分上，我們又會提價到7 美元。最終價格自然以7. 5 美元成交，皆大歡喜。

在1932 年度過一個好學的而又無憂無慮的夏天后，9 月份我們遞出了所有的介紹信。在兩周時間里，我們每天拜訪6 個人，有時候會一個下午出席3 個茶會。這是我留下的一些外國人討論中國當前局勢的部分記錄：

中國人從來不會進行自我管理；很快就會爆發一場反對目前迅猛發展的西方化的運動；但實際上，西方化并沒有迅速蔓延，一切都只是一些表面現象，而共產主義最終倒是可能會取得勝利，既吞噬這片土地，也吞噬我們，但中國人永不會受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基督教有很大的機會賦予這些人一種理想，但一直沒有取得值得一提的進展……國民黨和他們的上帝，即要取代孔子的孫中山，最終也注定是徒勞。最后一點已經很明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