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拿起桌子上的電話，我能夠與世界上其他國家成千上萬的人進行通話，盡管我們彼此語言并不相通。幸運的是，他們不會真的給我打電話，而我也同樣不會作此嘗試，但是，這在未來并非不可能發生。媒體、彈道導彈的發展，讓我們的世界變成了一個“地球村”，正是這種距離的縮減，讓我們覺得有必要去了解其他的國家。在過去的50 年中，我一直嘗試去了解中國。然而，隨著我關于中國的知識面不斷擴大，關于它的知識盲點也在不斷增加。問題總是不斷涌現，而要找到與之匹配的答案卻需假以更多時日。為求更好地了解中國，人們在更大的廣度上作出努力，而這種努力同時也要求我們更好地了解自己。如果一個人對中美關系不感興趣，不對其感到詫異、惱怒，或是驚恐，那么他對中國的研究就不會長久。事實上，研究中國的人會發現自己對于中國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對中美關系產生了影響和作用。就像任何一位歷史學家所認為的，他不可避免地會為他所寫的歷史作出大量的貢獻。這樣的想法讓我覺得，為自己撰寫自傳是合情合理的，而我自己也有此意。

然而，當一位歷史學家開始寫自傳時，他首先會發現這樣一個事實——他仍然在寫歷史。他需要對“事實”進行仔細甄別，還要分階段地進行組織，作出例證，闡明主題。寫自傳就像編寫一本教科書一樣不易。你必須總結大量的情節，但是不能讓讀者讀之不知所云。

接下來我將迅速地概述一下我要講的故事：我長在南達科他州，那時候，它依然是一個文化較為落后的地區，所以我前往美國東部求學。我曾輾轉于5 個地方求學，這樣的經歷讓我學會了到一個新的環境時，如何依據它的標準來確立自己事業的方向。在偶然的情況下，我開始對中國研究產生興趣，并為此在中國待了4 年的時間（1932—1935）。在此期間，我對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我去哈佛教授歷史學（1936—1941），并且開始對中國現代變革的進程有了大致的了解。后來，在戰爭時期，我又兩次前往中國（1942—1943，1945—1946），那時候，我了解了中國革命的精神，以及它的感染力和它的革命方式。于是我確信，這將不僅僅是一場偉大的革命，并且它最終必將取得勝利。回到哈佛大學后（1946—1952），我覺得有必要在全國范圍內展開對中國的研究和教育，以幫助美國公眾了解中國人真實的生活現狀。我安然度過了麥卡錫時代，并沒遭受太多迫害，然而，我依然為中美關系中所存在的問題的嚴重程度感到驚駭。因此，我參與了哈佛大學在中國問題領域所進行的培訓、研究以及出版等方面的工作。1972 年中美恢復邦交之后，我們又不得不再次面對那些重新抬頭的老問題。

我希望這本個人的記錄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觀點。我們需要我們能夠獲得的一切。

說明一下，書中以縮進方式排版的文字是我從不同時期的信件、發表的文章或備忘錄中摘取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