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很久以后，才讀了《茵夢湖》的中譯本。因為是一個特別的人所推薦，我的讀后感，是很個案的。我掩卷后思緒悠悠。藍孃孃一生未婚。我見到她時，應該是五十歲出頭，何以那么出老？原來，她是從監獄里放出來，因為實在無處安身，才投靠到我家的。我不會特別去注意父母和藍孃孃的談話，尤其是當他們壓低聲音交談時，我總是走開去做自己的事情，但既然在一個空間里生活，免不了還是聽到一些、記住一些。有一次是藍孃孃跟媽媽說，感謝我家給了她這么舒服的居住條件，特別是能在大澡盆里仔細洗干凈自己，她說她剛進監獄的時候，最感苦惱的還不是那罪名，而是身上立刻長滿了虱子，她說她在獄里后來受到表揚，就是由她發起，制訂方案，督促眾牢友一齊努力，消滅了虱子，連看守們也都高興，因為原來看守回到家里也遭抱怨，虱子是牢門關不住的，從牢里傳染到牢外，大家一齊滅虱，牢內牢外都舒服多了。藍孃孃住的是新政權的監獄，那么，她是個反動派無疑了。父母怎么會留她在家里住呢？我那時候好不容易才被批準系上紅領巾，這種覺悟還是有的，有一天，媽媽和藍孃孃上街買菜，我就跟爸爸提出了這個問題：“藍孃孃怎么回事兒??？”爸爸簡單地回答我：“她是因為歷史問題抓進去的，現在查清楚，放出來了。她無親無故了，實在沒地方安身啊?，F在她正在向政府申請安排工作，等把她安排了，她就會離開咱們家的。”后來有一天，聽到藍孃孃跟父母聊天，媽媽責怪她：何必把那張有她和羅家倫的照片要去撕掉？她說往事實在不堪回首。那天大家在盧森堡公園拍完照，又出公園在街邊咖啡座吃餐，那羅家倫還是那么不管不顧，眾人都在哄笑，“我膩煩極了，就一個雞蛋丟過去，把他身前的玻璃杯砸了個粉碎！”藍孃孃的這段敘述一直鑲嵌在我的記憶里。1988年在巴黎，我特意登上盧森堡公園的闊臺階，穿過一片樹林，走出它東北大門，面前是一條有著好幾個咖啡館的街道；盧森堡公園是一個幾處有門，與周邊街道相連的公眾共享空間，我在《私人照相簿》的照片說明里，把公園里的闊臺階說成街頭，就是因為它實際上與外面街道渾然一體；那么，半個多世紀以前，藍孃孃是在哪個咖啡館的露天咖啡座，往羅家倫那邊扔雞蛋的呢？那種咖啡館確實不僅供應咖啡及其他飲料，也供應吃的，藍孃孃扔出去的雞蛋，應該是英式的煮雞蛋，豎放在一種專門的雞蛋托子上，吃的時候，先用餐刀背將殼擊裂，然后再剝去所有蛋殼，最后是用手拿起來吃，還是用叉子叉起來吃呢？……悠悠歲月里，在巴黎盧森堡公園附近，曾發生過藍素琴將煮雞蛋擲向羅家倫的一幕，而在那以后，并沒有太久，羅家倫回到中國，1927年與一位張女士結婚，1928年成為清華大學校長，1931年成為中央大學校長……后來也去了臺灣，成為高官，1969年，他的人生謝幕。他一直保留著那張在巴黎盧森堡公園闊臺階上拍攝的，雖然是多人合影，卻有著那時候他眼里西施的藍素琴的照片嗎？在他的遺物里，還找得到嗎？

藍素琴不以羅家倫后來的發達而后悔對他的拒絕。她始終不愛他。她回國以后，本來以她那柏林大學化學系的水平，足以到清華大學、中央大學化學系謀取一個教職，但她沒有去，她應該始終不后悔那個在盧森堡公園附近的拋物運動。但以她向我推薦《茵夢湖》而推論，她應該是懂得愛情的。她那隱秘的愛情，究竟有幾許的甜蜜，幾許的辛酸？她始終獨身，可見那曾經有過的愛情，是個凄惻的故事。她若愿寫小說，怕也能寫出本類似《茵夢湖》的書來吧？

大概是我上到初二上學期的時候，有天放學，不見了藍孃孃，去那間原來她借住的房間，不見了她那只破舊的小皮箱，我就知道，她走了。也沒問父母，到吃晚飯的時候，桌上少了她的碗筷。又過了一個星期，傳達室送來的報紙里有一封信，記得信皮上印著西南師范學院的字樣，父母傳閱后，一個說：“這下好了。”一個說：“其實不用道謝。”我就知道，藍孃孃被安排到大學教她在德國學來的化學了。很長的時間里，我把她忘記了。

到1963年的時候，我已經是個中學教師了。那時候父親已不在海關工作，他被調到張家口的解放軍外語學院當英語教師。那一年暑假，父親母親先從張家口到北京，跟我會合，然后一起到成都，住到了他們的發小鄧伯伯家里。鄧伯伯比他們年齡略大，他們叫他鄧哥。鄧伯伯早年也在法國留學，我在他書房的書櫥里，看到了我看熟了的以盧森堡公園闊臺階為背景的老照片。那時候鄧伯伯是全國政協委員。一旁聽鄧伯伯跟父母懷舊，也聊到羅家倫追求藍孃孃的事情，自然少不了提到那只拋出的煮雞蛋，鄧伯伯當時似乎在場，回憶起時不免呵呵地笑。鄧伯伯指著那張舊照片，逐一說著他們后來的人生軌跡，有的在留學時就病死了，有的后來絕不再跟照片上的同游者來往，不知所終，這些聽來當然無所謂。但是，有的，他就說：“那時候激烈得很啊，誰想到后來竟投靠到他那時激烈反對的勢力懷抱里去了！”這話聽了也還不算驚心，但他又說道：“那時候大家吵歸吵，總覺得心還是靠近的，都恨軍閥混戰，恨列強瓜分，恨貧富不均，恨驕奢淫侈，恨政客虛偽，恨世風糜爛……大家都是熱切要讓中國富強的社會變革者啊，多一半應該算是真誠的社會主義者，懷揣著熱血浸泡的理想……可是，后來，這位把那位視為死敵，那位更實實在在地對那邊那個實行了鎮壓……當年大家在那盧森堡公園的寬臺階上，互相摟著肩膀，齊唱《馬賽曲》啊……”他提到了藍素琴，記得媽媽問他：“鄧哥，按說后來批判胡風，正式啟動鎮壓反革命的大運動，還有反右，她都難以幸免啊，怎么聽說她倒都平安無事？”爸爸只低頭無語，因為他在1957年的“鳴放”中，也“說錯了話”。鄧伯伯沉吟了一陣，這樣解釋：“是呀，有的人就是并無言論，也給劃到敵我矛盾那邊去了。藍素琴么，聽說在‘鳴放’的時候，有人動員她為解放初的被捕入獄吐苦水，動員她要求平反，她就在會上說，那樣處置她是對的，后來安排她這份教職，她除了感激，沒有別的話說。依我想，她是悟透了。果然求得了平安。”

那以后，我有時夜深人靜時，就會想起盧森堡公園闊臺階上合影的那些中國熱血青年，特別是那些寬泛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者，他們當中后來真正融入勝利隊伍，“正面打進去”的并不多，因為他們有的并非布爾什維克，有的后來成為托（托洛茨基）派分子，有的后來只聽命于蘇聯的斯大林，有的只是在“白區”活動，幾乎沒有跟井岡山、遵義、延安、西柏坡關系緊密的，他們被陸續淘汰掉，勢在必行。到了那狂暴的十年，開始我什么也不敢想，到林彪摔死的事情公開以后，才又胡思亂想起來。就覺得，其實革命有時候與其說是與反動派的殊死斗爭，莫若說是與自己原先在一起照相的伙伴之間的路線斗爭，大批曾經殺害過革命者的反動派頭子，在那十年里境遇比那些被宣布犯了路線錯誤的有革命資歷的人好過太多。近些年，重讀魯迅的《范愛農》，他用調侃的語氣說，因為范愛農得罪過他，因此，倘若中國真有革命，他魯迅第一個要革掉的，就是范愛農。這把人性揭示得多么深刻啊！魯迅說他常常無情地解剖自己，這一筆就是拿自己開刀，揪出人性中最陰鷙的成分來。前些天在網絡上瀏覽，發現同是對現實不滿而表示要為改進而奮斗者，有的分明是一起照過相的，如在盧森堡公園的闊臺階上一起展示過青春年華的人士，卻因對改進現實所開藥方不同，先是發生齟齬，然后互相開罵，以至宣布要滅掉對方，聽說還真有約到某處肉搏以求“徹底了斷”的，不禁一身冷汗。難道，因為人性如此，本是同一臺階上的生命，就必然會在社會變革的進程中，自以為絕對正確者處罰歧見者，狠過那共同的敵方么？我的這些思緒，無關政治，直指人性。

藍素琴離開那盧森堡公園的闊臺階以后，因為報應得早，悟透得早，后來一直低調生存，得以善終。當然，她后來的信息，愈加模糊。

新世紀里，有更多的中國人進出過巴黎盧森堡公園，我認識一位中國血統的法國姑娘，她的中國名字叫棠棠，她快要從法國的中學畢業，正準備考入醫學院，今后去當一名腦外科醫生。這是多么了不起的志向！2004年，我和她在盧森堡公園里散步，我費盡千辛萬苦，終于在路邊樹林里找到了一棵海棠樹，正當春暖，滿枝粉翠的花蕾，我指給她看，告訴她那是她生命的對應樹，她十分高興。后來我們一起踏上那道寬闊的臺階，她驚異于我眼里泛出淚光，我不問自答地說：“臺階很寬闊啊，互相包容，就那么難嗎？”

2011年11月23日  溫榆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