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工業革命的到來，催生出了“腦力勞動者”——辦公室職員。他們工作于一棟棟辦公樓中狹窄的格子間，遵循著泰勒主義的工作流方式，以腦力工作結合集體協作的方式，推動著一種新職業時代的到來。不同的個體聚集到了一起，他們創造和實施新想法，員工個體的素養決定組織形態的呈現，人與人、人與集體之間建構起了一種親密又疏離的特殊關系。

與機器一致，工業化時代的職員一樣依賴技術和工具：噼啪作響的打字機、奮筆疾書的紙與筆、日積月累的厚重文件檔案、時時刻刻出現又迅速消失的便利貼……這些具象的在手工具、抽象的工作感受，構成了職員真實無比也切實觸及的辦公室景觀。彼時彼刻的技術與工具，加強了我們與自身思考的連接和他人的聯系，肯定了創造的價值與意義，因而肯定了人性。

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我們的生活和方式正在發生劇烈變化。普利策獎得主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曾提出，2007年是一個歷史的重要拐點，智能手機、硅芯片、軟件、互聯網的集結，帶來了一個全新的技術平臺，他將之形容為“超新星”（The Supernova）。在信息時代這一波迅猛發展的技術革命中，技術釋放出的非凡能量重塑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以及職場工作習慣，無線互聯網和移動計算技術能力的進步，讓我們加速實現了“去紙化”、“去筆化”的便攜式工作狀態，就連交流、協作也可被移植至線上進行——我們自有形的空間正逐漸邁向無形的“無處不在”，那些存在于物理世界中的工具，以及因面對面協作交流時產生的情緒流動，日漸成為了數字世界的生冷編碼以及毫無生氣的扁平圖標。如今，人工智能的時代浪潮又在迅猛地襲來，工具不再僅僅只是工具，將有可能成為人類的支配者：人為技術所用，成為了技術體系的職員、附屬，甚至是它的手段，更有可能將會被它無情地取代。

布萊恩·阿瑟（Brian Arthur）說：“我們對技術下意識的反應是，我們并不排斥技術。沒有技術就沒有人類；技術對我們成為人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然而當只需敲入一連串關鍵詞就能借助嫻熟的AI技術生成一幅幅“獨具特色”的畫作和一篇篇“恰如其分”的文章，當隨身攜帶的輕便電子閱讀器日趨取代書籍占據的書桌空間，當紙上涂寫繪畫成為了一種奢侈，當電腦程序輕而易舉地幫助我們推演過程、創作作品……內心深處的不安讓我們駐足于科技革命的十足路口不斷徘徊，試圖回溯過往，懷戀那個曾經與物、與人發生親密接觸的保守時代，于是我們嘗試摁下暫緩鍵，從時代飛速的節奏中脫身而去，成為“時代拖延癥者”。